这一辈子过得挺快，都快退休了，总结一下交友的经历，颇有一些感慨。
我在美国有个朋友叫江江，他的儿子特别聪明，总跳级，跳到成了班里年龄最小的。这不是好事吗?江江说，不好。因为他的儿子在班上年龄太小，很难交友，也没人选他当“干部”。
我联想到我自己。我在印尼只过了人生的头十三年，儿时的朋友，早已“分道扬镳”。前些年回印尼看到他们，颇有些成年鲁迅和闰土见面时的陌生感。
在印尼读书不受年龄限制，我四岁多就被送去上小学，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十分痛苦。十三岁初中毕业我离家回中国，广州华侨接待站不让我投靠在北京清华大学的哥哥，也不让我留在广州，偏要把我分到“火炉”里的武汉华侨补校!理由是北京补校没有初中，而我在国外的初中毕业水平不够，非要在“补校”补习初中不可。
无论如何，这时候应该“在外靠朋友”了。但是我还没听说过这句话，老师教我们要靠党，靠组织，这概念对我来说很抽象。只有班主任严纪蕙老师很具体，很关系我们，我就把她看作党。
武汉华侨补校，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那时，不光高年级的是大哥大姐，同班同学也都比我大，都把我当小弟弟。有一阵我住在教学楼一楼广播站，靠阴面。冬天太冷了，和英来大哥合盖一床棉被，他的床铺有厚厚的海绵垫，特别舒服。生病了，戴梅花大姐带我乘邹师傅开的吉普车去武汉三医院看医生，还请我吃馄饨。那是我到回国后第一次在外面吃东西，那享受的感觉至今难忘。粮票不够吃，有许多女同学都主动支援我。有一次，我饿极了偷吃同班另一寝室桌子上的馒头，恰好被邓镜鸿发现了，他只瞪了我一眼，居然没有公开揭发我，否则我很可能会被批倒批臭。后来我一直很怕他，但至今反过来我却很感激他，后来在乡下，队里贫农代表说「饿肚子不可能学雷锋」，我一直认为很经典。
那时，武汉补校来了一对未成年人，只有我一个人在成人班。成年，是人生的“一道坎儿”。在一些地方，还要举行什么“成年礼”的。这样的人，英文叫Teenager,武汉叫“半糙子伢”，是心理问题最难对付的。但是，我们学校对于我这样半糙子伢的心理问题，好像并没有太多经验。有一天，我的两个乳头突然发硬了，我很恐慌，去请教时青大哥，他告诉我“好事，发育了，成年了”以后会有一系列反应，有哪些注意事项。这就算是成年了？其实从心理上，这道成年的坎儿我花了许多年时间也没有迈过去。
不论在以柬埔寨归侨为主体的初三(1)班，还是后来在以昆明移民来的缅甸归侨为主体的高一（2）班，我都是唯一的未成年人。他们谈一些大人的事，包括男女情事，都与我无关。事实上，即便是后来到了黄石抗菌素厂当工人时，我对于“个人问题”也还是懵懵懂懂。
我的第六感觉告诉我，有同学不喜欢我，讨厌我。也许因为我在家排行第末，娇惯出太多缺点。初三时，班主任严纪蕙老师就告诫我:“同学们反应说你骄做自满，好表现自己。”为了学雷锋要求进步，我一再地推行自我批评。现在想起来，其实挺冤。所以，那时候我其实没有什么朋友。
尽管如此， 文革前那令人愉快的两年还是很温馨的，但很快就过去了。在文革中，出现了许多至今令人不寒而栗的事情，和我「同一个战壕的战友」陈玉生，算是我的铁哥们。我在下了乡后又打摆子又生疥疮，回武汉治病就投靠他。同班的女同学中，武爱华最关心我。文革武斗，我的行李想寄存给同班某陈姓同学，因为派性关系，被他拒绝。我为了保护一个缅甸同学而被306敢死队打伤后，逃回北京哥哥家养伤，回校后发现自己已经“破产”，不要说我的乐器连被褥都找不到了，睡觉都成问题，是武爱华给我做了一套。这么好的姐姐，后来居然不辞而别了。和我能说到一块儿的，还有一个是文革期间才回国的比我低一级的小弟弟林小希。那时我们都住在男生宿舍一楼，又不上上课无聊得很。而最让我们谈得来的是他会说坤甸特色的潮州话。细想起来我那时在交友同题上真是可怜的很，想家了有委屈了，都不知道向谁说。当初和我如果像一同毕业回国的张燕凤同季那样，选择去上初一，可能就不会有这种心理压力了。好在我没心没肺，所以问题没那么严重。
我们武汉侨校在文革中和文革后为什么多的自杀事件?就是因为有心理问题设地方去解决。我留恋的是文革前的武汉补校。尽管那时我有些小心理问题，我仍有许多愉快的回忆。文革中武汉补校，却有太多的恶事，不堪回首!现在，我所在的北京华文学院，发扬了华侨补校的老传统，老师和学生关系特融治，老同学帮助新同学都特别热心。
正是在武汉华侨补校里的经历，使我学会了关心别人，想别人之所想，急别人之所急，才会在后来的侨务领事工作中真心为侨胞服务，交了许多朋友，得到侨界好评。在工厂的七年多，我也有了自己最知心的朋友。此后，在大学学习、在学校教书、在大使馆和领事馆工作和在华声报社期间，我都交了许多朋友，国内的和国外的，并且是相当好的朋友。在悉尼侨界，有一个原来北京外专的缅甸归侨陈振球老大哥，也成为了我最好的朋友之一。回国后，我没事就会念叨他。
最难交友的地方，是机关。中国干部选拔制度使得机关成了“机关算尽”的地方，利害关系太多有时简直是你死我活。尤其是在1998年“下岗分流”期间，我们国侨办机关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我没有什么神通，只是牢记了在武汉补校学会的歌词“听话要听党的话”和老师们的教诲“一生交给党安排”。组织上的安排是正确的，我现在离开机关后倒是觉得飘飘然的超脱起来。
归侨在国外生长，大多数人没心没肺，除了个别“情商”特高者外，一般都学不会国内的人情世故和用权的一套艺术。所以，另找个适合自己的活法，可以活得潇洒一些，“有尊严”一些。
我们已经过了大半辈子。如果有下辈子：1、千万不要跳级跳太高，或者读书读太早；2、投胎没有找到好爸爸或者没有特高“情商”的，千万不要介入政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