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蒲公英情结
——我的回忆录
我羡慕蒲公英。羡慕它的自由自在和美丽纯洁，每一颗种子浑身的洁白，代表着纯朴的心灵。
我喜欢蒲公英。喜欢它自由自在的随风飘动，在远离母体的地方落地、发芽、生根、开花、结果，再一代接一代的繁衍生长。
1947年我出生在柬埔寨金边，我的家就如同一株蒲公英，在异国他乡发育成一朵茂盛的蒲公英花，我只是其中一颗平凡的种子。我的兄弟姐妹们有的饱经战争的炮火仍留在了柬埔寨，有的以难民身份随风漂洋过海至法国、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世界各地过上新生活，而我在60年代选择迎风飘回到祖国的怀抱。
第一章拳拳赤子心—-回国图报效
1964年姚鸿光、姚鸿明兄弟要回国读书，我没有告知道家里人的情况下悄悄一起办理了回国手续。当母亲知道我要回国消息后大发雷霆：把你我养大了、翅膀硬了就要飞走了……看到母亲痛哭流涕，当时我心里也十分难受，但17岁时的我仍然没有改变主意。“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一句话，象征了为实现理想、意志坚毅、顽强飞翔的蒲公英，也很像我那时青春冲动的人生追求！当年8月12日，我和同班同学姚鸿明、姚鸿光、侯怡儿四人启程回国了。
天刚蒙蒙亮，我没有惊动家人，拿了行李就出发了。我们乘旅行社的车四处接人后才到达机场，只见班上几十位同学早已在等候。大家相互勉励、拍照留念，我全然未顾及家里人也来送行，未与家人说上一句话。当我登上飞机舷梯在机仓口回望时，陡然发现妈妈以及全家人都在欢送人群中并向我挥手。看着母亲早已热泪盈眶难割难舍的凝望着我，此时我只能挥挥手向她老人家道别，没想到这一别也是我与可怜母亲最后一次的道别。唐代诗人孟郊的《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是我一生铭刻在心、疼痛在心的诗句。在我临行前，母亲亲自给我赶缝制十条内短裤，这是她老人家送给我的唯一纪念，直到1970年进工厂工作仍然在穿。有时呆呆的看着这些短裤，思念母亲之情油然而生。
回国多年，每当我想起慈善可怜的母亲，仍难以抑郁不住心中的痛楚。1975年红色高棉统治了柬埔寨，随后实行法西斯极端恐怖政策，欺骗民众说美国要来轰炸，将金边市民众全部驱赶出城市，从此再也不准许进入，所有物业和财产瞬间化为乌有。父亲和另外一大家九口人往南走，在逃难路上全部遇害致死无一幸免。我的外祖父、外祖母，母亲和大姐一家五口，两位妹妹和小弟共11人往北而逃。逃难路上只能把随身带的戒指等黄金饰品与村民换大米，外祖父带了一大袋纸币全都成为废纸无法使用。他老人家还是不甘心，白天走路背着、晚上睡觉当枕头，再后来他也觉得带它太累了，悄悄找个隐蔽处埋了，幻想有朝一日再来取。不多久，外祖父、母和母亲先后得了疟疾和感冒高烧无药医治而去世；其他人在红色高棉惨无人道控制下，又饥又饿的干话，每餐只有一碗稀米粥，生病了也还要强迫劳动、更谈不上得不到医疗救治，我最小的弟弟的脚已经溃疡腐烂见到骨头，还照样要下水田劳动。可怜的弟弟死时还不到20岁！我家亲人中先后有20多人被折磨迫害至死，死后只能在乱丛林中草草埋葬。二姐碧娟和姐夫是当地华文学校的教师，他们一起参加当地华侨进步组织，柬共仍在打游击战时当他们的地下通讯员。政治风云莫测，柬共胜利后，他们这批进步人士反而遭受到柬共的残酷迫害。男女被分开居住和劳动，我姐夫病重生活不能自理，躺在床上也不让姐姐去照顾，口渴了只好请身边小童帮忙到水沟取碗沟水喝。临死前一晚才允许姐姐在劳动放工后请几小时假，连夜匆匆赶去见最后一面，并要求当晚必须赶回村参加第二天劳动，死后也不让姐姐去料理后事。他们唯一的儿子由祖父、母带着，也在逃难中夭折了。她一生中最大悲哀和痛哭莫过如此！
解放后我们多次去寻找仍无法找到亲人的骨骸，哪怕是一位亲人骨骸。多年来，每当我回想起国外亲人这段苦难日子，心中十分痛苦和无比的愤怒！在亲人最困难无助的时候，我没有她们任何信息也不能与她们患难与共，哪怕伸手牵扶他们一把；红色高棉居然拿着中国政府给予的援助武器和物资去迫害她的侨民！红色高棉滔天罪行罄竹难书！我回国前对柬埔寨的祥和美好记忆已经荡然无存。
梦寻湄江翻腾怒，
倾城涌劫成难民。
黑衣血手刀锄举，
冤骨遍野梦哭寻。
注：湄江——湄公河；
黑衣——柬埔寨红色高棉干部和战士一律穿黑衣服，被人们称为黑衣；
刀锄——黑衣杀人多从背后用锄头将颈椎打断，手段极其残暴；
梦哭寻——睡梦中哭找亲人骨骸
班上同学到金边机场为我们回国送行（前排穿深色衣服就是杜式新、姚鸿光，后排姚鸿明）
第二章回国第一站
---广州新侨生接待站
我们乘座的柬埔寨航空班机从金边经河内短暂停留后飞往广州，到广州机场已是傍晚。走出机舱第一眼就看到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我心中无比激动，我默默的呼喊着：祖国啊！我已回到您的怀抱了！
出了机场，广州华侨补习学校新侨生接待站的工作人员迎接我们，大卡车将我们和后来才认识的袁耀松、林楚云等柬埔寨10多位侨生从机场送到石牌岭接待站。
一路上车辆稀少、灯火昏暗，这是我对广州第一感觉。接待站是新来侨生等待分配到各地华侨补习学校读书的临时安置点，我们安排的大房间可住十多人。
接待站组织我们参加了侨生联欢活动，听到不少在海外从未听过但极其鼓舞人心的革命歌曲和非常悦耳的印尼民歌。当我第一次听到大家都在唱“我们年轻人”这首歌曲时，心情十分激动至今难以忘怀。在我后来学习和生活中每当遇到困难，默默唱起这首歌曲时似乎看到未来的希望，低落的情绪很快就消失。在接待站一等就好多天。武汉华侨补习学校纪纲和林起周老师到接待站接新侨生，两位老师动员我退掉去厦门华侨补校录取通知书，他们说：武汉很好，东有东湖、南有南湖，有很多所大学，还有武汉长江大桥。学校目前学生少，你们一起来的二十多位柬埔寨侨生都分配到哪里，希望你与他们一起去武汉。我回答说：我服从组织分配，需要我到哪里都可以。从此，我来到湖北武汉，度过风霜雨雪五十余载的丰富人生。
第三章人生第一熔炉武汉华侨补校
人生如琴声声诉。在武汉，我们有着多少欢喜多少愁的人生弹唱。
在广州生活十多天后，在武汉两位老师带领下，我和袁跃松、姚鸿明、李德胜、陈浩琦、林楚云、朱卫军、黄礼冠、蔡丽梅还有几位印尼侨生共十多位同学，乘北上火车来到武汉。出了武昌火车站，大卡车把我们和行李载到鲁家巷武汉华侨补习学校。同学们敲锣打鼓列队欢迎我们的到来，争先恐后给我们搬运行李、带引到各人宿舍，此时，我激动的心情才逐渐平
静了下来。偌大的学校，只见高大的教学楼，宽阔的礼堂和两栋宿舍，却没有什么树木和草坪。当时仅有100多名侨生，一直到1965年，从昆明华侨补习学校转来几百名缅甸侨生，人数才有所增加。学生来至印尼、缅甸、蒙古、柬埔寨、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印度等国家。后来学校也开始种树、修路，面貌才有所改变。大家融洽相处、其乐融融。8月的武汉天气十分炎热，一些先到的同学十分热情、自告奋勇带我们去大淋浴房洗澡，每间淋浴房有近二十平方米、男生共有3间。老同学先示范脱光衣服就开始淋浴，我们这群新来的学生从未见过此种场面有些尴尬。有的穿着内裤、有的背着他人洗澡，我特意走到最里面一间没有人的地方淋浴，再后来我们也习以为常了。
新学期开始了，我们的班主任兼政治课老师严纪慧给我们上了第一课。她是华中师范大学刚刚毕业的优秀生。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穿着整洁朴素，留一头江姐式的短直发，说话抑扬顿挫、有时还比划着手势十分生动，她经常面帯笑容、非常亲切和蔼。她要求每人写日记，从日记中时时注意到每个学生思想动态，在课余时间，她将同学们日记中反映的思想问题进行开导。对敢于大胆暴露真实想法的学生加以表扬，强调要抓住“私”字一闪念。对一些生活一时还不习惯或学习基础差的同学会加以关心和照顾。记得有一位同学在日记中曾写到：看到一些老同学穿了补丁衣服，自己刚刚回国没有补丁衣服，很想将衣服剪破后再补上补丁。严老师既肯定她向艰苦朴素同学学习、积极向上的想法，同时也强调要实事求是，不要操之过急。她安排班上学习基础差的同学与成绩好的坐在一起，学习上多给予帮助。由毛在礼老师自行设计，全校师生共同修筑学校门前公路，大家争抢着重活干，严老师总是劝告大家要注意身体量力而行。吃饭后很多同学争抢着洗公共盘碗，或到厨房帮厨师揉面做馒头；教室的卫生总是有同学默默打扫；同学生病了帮助打开水和送病号饭；同学间相互谈心、相互勉励是经常的事，这些都与严老师平时谆谆教导有关。校内基本没有学生吵架、更没有打架斗殴，积极要求加入共青团，几乎是所有同学努力争取的崇高目标。班团支部书记翁锦卿是一位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的人，她会比别人起床早，迎着北风锻炼身体，说是为了锻炼意志。我是班上团支部副书记，虽然她学习成绩不是很好，但她经常主动找我商量团支部工作，她乐意花时间看同学们送来的日记并找同学谈心。九十年代后期她生病住院，我与同学多次去看望她，从她眼神中看出她对生存的强烈渴望，可惜她与她先生过早离去，留下两个年少的孤儿。
那一年动员社会青年报名参加新疆建设兵团，我也是代表之一出席武昌区政府的动员大会。我也向班主任报名申请，严老师要我好好学习准备考大学。我心目中的崇拜人物黄燕娇和蓝应炎他们经常与我谈心，给我很多帮助和启发，他们被录取了，我没有什么回报、只好将一件新毛线衣和从国外带来（当时国内无法买到）的毛泽东选集精装四卷分别赠送他们两人作为留念。
学校侨生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大家关系非常融洽和谐。周日休息，有的游泳、打球，有的三三两两到附近华中工学院校区内瑜家山购买日常用品，而大多时候学生除了教室就在寝室。每间寝室有三张高低双人床，我刚刚到学校被安排在上铺，也是第一次睡上这种高低床，不知道是白天运动累了或是做梦，半夜居然从上铺连人带被单一起跌落地上，把全寝室同学惊醒了。有同学急忙向住在学生寝室郑一雄老师报告，郑老师披着棉袜坐在床边、边给我按摩膝盖边安慰我，我当时心中感到十分温暖，后来据说郑老师有特别任务调北京工作，离开学校多年我仍然十分怀念他。当晚下铺同学主动给我换铺位，郑老师说膝盖骨受伤容易得关节炎，要我去医院看看。礼拜天袁耀松陪同我到汉口中医院看病，医生说并无大碍吃点药就好。
那时，同学生病大家相互关心照顾是常有的事情。吴武华经常头疼需要到协和医院看病，严老师指派我陪同。我们从鲁家巷先乘15路公交车，吴武华见上来一位留着长白胡须的老道士，连忙站起来给老道士让坐，道士端详他许久后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在哪里工作？”吴武华回答：“我叫吴中华，在华侨补习学校读书……”。没想到当天晚自习纪纲老师突然把我叫到他办公室问话，我将今天在路上遇见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如实汇报。原来道士见吴武华待人有礼貌、又长得高大帅气，心中充满欢喜，想将女儿许配给他，特地登门招婿来了。道士要求无论如何要见吴武华一面，听听他本人的意见。纪老师和老道士说明学生不能结婚，希望他另外再找他人。做了很长时间的工作，才将老道士劝走了。
在侨校生活和学习的那段时光，可以说是艰苦、但有理想的曙光，就有快乐的光芒。当时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物资供应紧张生活比较艰苦。学生每月供应的粮食是定量的，但学校内部可以自由调济。每月每位学生向班上生活委员自报当月吃饭的定量，不合适下个月可以自由改变。我通常早、中、晚三餐吃米饭定量分别是3两、4两、4两。虽然能吃饱饭，但是菜肴就很差了，每周有几顿带小荤的菜，每桌八人共一大盆菜。早餐馒头、稀饭外加小碟咸萝卜或是红腐乳，即便是这样每餐都会把饭菜吃得精光，生怕浪费国家的粮食，星期天只吃两顿、但多发一个馒头。偶而吃顿粉蒸肉那是多么难得的机会，我记得蒙古班有个同学大家吃完粉蒸肉后，他拿一碗热开水将一桌一桌空盆余下的油水、充分摇荡融合后倒在他的碗中再喝下去，以补充营养，他的聪明之举让我叹为观止。可想而知当时生活条件多么艰苦，难怪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学生就在食堂贴大标语：打倒萝卜、镇压白菜！生活虽然艰苦，但是大家生活很愉快，非常注重锻炼身体。
东湖游泳是我们班经常组织的活动，有一次大家游泳之余，从湖中采到很多莲藕藤，江逢太自告奋勇用几块砖头驾起炉灶，用我从国外带回来的铝合金脸盆当锅，炒一大盆酸甜辣莲藕藤，同学们一抢而光，大叫过瘾。过后我想，可能是我的铝合金脸盆用了多年氧化后形成的陈年老味起到调味作用吧！
另有一次我和几位同学早晨去东湖游泳，在学校大门口遇见一只大黄鼠狼带两只小黄鼠狼在过马路，大家立即分头去抓，结果抓到一大一小，有一只小黄鼠狼跑掉了。我们请女同学拿去烤，我只吃了一块、有尿烧味道、并不怎么样，其他同学倒是觉得味道不错，一扫而光。过后我想、可能是母黄鼠狼为了救小黄鼠狼没有独自跑掉而被抓，小黄鼠狼离开母亲不知能否生存下去？把它们吃了现在想起来真是：残忍！罪过！当时，为了改善生活有的学生用裤子与农民换鸡，晚上到附近生产队偷挖红薯，想法子逮只狗美餐一顿等行为时有发生。
要说学校生活艰苦，就不得不说冬天季节洗衣服了。武汉的冬天特别湿冷，手接触冰冷的水疼痛入骨，特别是洗厚重衣服，我总是马马虎虎应付。可能因为怕冷，在男洗衣间经常见到有人将衣服泡在面盆多天发霉也没洗、散发出一阵阵臭味。
冬天每人每天一瓶开水是不够用的，有时晚上洗脚只好用冷水了，洗过后进入被窝的双脚久久无法暖和。学生中出现脸部、耳朵、手和脚冻苍是很普遍，春天还有人穿棉鞋上体育课，被叶任堂老师批评。有的到了夏天还未痊愈，脸部、耳朵、手和脚都留下冻伤的痕迹。
“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苗半枯焦。”以此比喻全国四大火炉之一武汉并不夸张。夏天如果有机会到汉口就会发现，太阳刚刚西下，各家各户把门口的人行道或是大马路用水泼湿，然后把家中竹床、木板床全都搬到街道上，只见男女都穿短裤叉在路边纳凉。到了深夜，整条街道上一家一户男女老少紧挨着睡觉，这在全国也是少有的景象。当时家家户户没有电风扇、更谈不上空调，在大热天上街边马路睡觉是唯一选择，也是武汉人聪明之举。
我们在学校就没有这个条件了，记得我当时是学校学生会宣传部长，住在教学大楼广播站，广播站内蚊子特别多不挂蚊帐是无法睡觉，进入蚊帐就如进入蒸笼，双手轮换摇动大蒲扇也无济于事，半夜几次起来洗澡再入蚊帐、还是大汗淋漓十分无奈。有时我也和其他同学一起带着草席到教学大楼房顶睡觉，躺下后水泥地还是滚烫的、人要不停翻动身体，更不能平躺。好在有时微风在吹，上凉下热，虽然不是很好受，此举身体得到些许慰藉吧。
学校老师据说是从最优秀师范大学毕业生中挑选而来的，思想进步、教学经验丰富，关爱学生、因此师生关系十分融洽。在当下的社会可谓是寻寻觅觅，也难再觅到这样的好老师了。吴世明老师的作文点评是我最爱听的，写得好或是有语句毛病的都拿出来评讲。写得好的，一般是写的人和事感情很真实、描写比较细致，用词贴切；他纠正我们还保留国外说话主、谓语颠三倒四的习惯。董光松、王政、汪嶶珠、孙菱等老师讲课调理清晰，让人很容易接受。我们高中班主任刘子明老师是抗美援朝的转业军人，他很重视革命传统教育，特地邀请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卢景礼老师给我们讲述他所经历过的孟良崮战役。卢老师说：这场战争打得很艰苦，粮食供应不上，战场上看到自己的战友就战死在身旁，有的肠子都露在外面，惨不忍睹。他说今天幸福生活是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应该十分珍惜，不应该计较个人名利得失。卢老师不但这么说，也是这样做的。虽然他是抗日战争老干部，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和地位，他默默无闻、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做好学校仓库的管理员工作。我同时也要感谢我的英语老师，他第一天上课点名时，将我的名字读成杜式香（馨xin）引起全班同学哈哈大笑，我不知如何应答也没有反应，这位老师以为我没有听清楚，他四处张望后又大声重叫一遍，再次引发全班同学哄堂大笑。念错我的名字他不是第一个，后来同学与我开玩笑时以此错名叫我，为此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改名字。
学校生活期间，也曾经历过一些令人难忘而又荒唐可笑的事情。一是我们班有一位同学，他是学校治安保卫组成员、被安排在教学楼住宿，负责照看教学楼设备和保管室内的学生行李。那时候阶级斗争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当时学校教学楼二楼厕所内发现有人写反动标语，公安局来人调查、学校气氛紧张。该位同学说他半夜经常听教学楼内有异常声音，有一天夜晚我和另外一位同学，陪同他在教学楼四处巡视没有发现问题。当时有人说有可能发生在下半夜，因此我们几人合议后决定：干脆把被窝拿到教学楼外拐角处的草坪地上睡觉，哪里视野广，可静静观察守株待兔。一晚上什么动静都没有，倒是天亮后我们头发和盖被全被露水打了透湿，第二天再也没有人提起这事了。再一件事是，当时不知道哪一位老师妙想天开出的馊主意：礼堂麻雀太多会引起礼堂房顶漏水。于是要求全体师生晚上带上脸盆、铁碗关上礼堂大门和窗户，然后大家一起拼命敲打和呼喊，不吓死麻雀也让它折翅难逃。大家极其兴奋战斗一晚上，开始还有几只麻雀在飞来飞去，再后来麻雀干脆就在房顶上不动了，看你们奈我如何。大家除了喊哑了嗓子、敲变形了碗盆，只缴获了几根麻雀毛，再也没有其他收获了。也许是老师学生共同做了一个有趣的游戏而已，不失幽默。
学校文娱生活算是丰富，每隔几周都有安排学生到荣军电影院或是关山电影院看电影；我和江丽娇是舞蹈负责人，经常组织大家排练舞蹈，学习舞蹈基本功和跳集体舞，各班也经常自编自演文娱节目。
其中要算是自编自演三句半最受欢迎，说的是发生在同学身边的好人好事。我们班刘才能是印尼归侨，他带着印尼口音的普通话说三句半，加上羞羞答答的动作最引人嚗笑；军宣队团长还与我们一起演出“想起往日苦”，穿上附近农民借来的破棉袄，解放军团长饰老爹爹、林楚云饰老婆婆带领一家人去讨饭以及盼来翻身解放，非常感染人。“祖国颂”大合唱是我们班拿手好戏，蒙古班同学的洗衣歌也大受欢迎。
刚刚进校那学期，学校安排我参加管委会。管委会任务就是管控宿舍早、晚电灯及时的开关，晚自习那间宿舍没有关灯、都会要求该寝室同学回去关灯，节约用电；晚上到淋浴房检查水龙头是否关严了，节约用水；给在下雨天或是晚上忘记收衣服的同学收衣服并督促大家认领；周日上午半天、牺牲个人休息为同学开放行李房拿自己的用品。这些都是老管委带新管委一任一任往下传，传承乐意为他人服务的好传统。
侨校良好的学习气氛和和谐环境，终于在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给予彻底摧毁了。昨日还是我们的老师今天为何就成为打倒对象？过去的同窗好友一夜间成为不共戴天的仇人？那时我们太年轻幼稚了，还自以为是在捍卫正义。文化大革命进入到大串联阶段，我和班上十多位（谢蔡义、袁耀松、江逢太、谢集科、黄林华、黄金锭、江丽娇、黄秀吉、曾久珠、朱秀娟）同学，相约乘火车先到湖南长沙、株洲，再转到上海、南京、北京。个个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在武汉去长沙火车上，我们将华侨补校学生证让列车员看过，说明我们是华侨学生，列车员非常热情将她值班的小值班室让给我们，小小值班室我们10多人轮流坐着或站着。株洲转车到了上海，白天到上海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几所名校看大字报。上海外滩是有名景点，晚上我们几人赶去欣赏一番。在昏暗中只见涛涛长江水汇入大海，偶而有一两艘船只在江面上航行。漫长的江堤筑起的防洪水泥坝边，站立着一对对年轻情侣望不到头。他们几乎是一样姿势，两人头紧挨在一起，含情脉脉、窃窃私语，生怕被左右两边距离不到20公分其他情侣听到。那个年代若大上海、上千万人口，无娱乐场所可去，无电影可看，唯有此地是年轻情侣谈情说爱的好去处了。
从上海稍作停留后便赶往南京，除了到大学观看大字报，还参观了雨花台、南京长江大桥。一天我走在路上，突然发现附近居民小区内浓烟滚滚，巷子很小救护车无法进入，我也跟着跑进去看究竟。原来是一排小平房失火了，火势很大。大家用面盆、水桶泼水，但是房顶过高无法泼上去，此时有人搬来木梯，我看都是一些老年人，就跟着几个年轻人爬上去形成人链接力的泼水，浓烟熏得眼睛难于张开，全身也湿透了。过不多时火势得到控制直到熄灭，我从木梯下来后见到大火已给这几户人家造成重大损失，毅然将身上仅带的10元钱捐献给他们。
我们在南京没有停留多久就想急着赶到北京见毛主席。我们一行人进入南京火车站后只见站台内秩序混乱，车站视乎无人管理，完全是无政府状态。大串联乘车是不用车票，车站内只见学生到处乱窜，我们不知道那趟车是到北京，跟随着大伙人见火车就上，打听该火车不到北京后、又纷纷一涌而下再找，后来的学生也如此一般。一批又一批人流有如大风掀起的海浪涌上了海岸，又从海岸急促的退回大海、如此往返循环。最后终于上了一列开往北京的火车，也不知道再等了多久时间，火车终于开动了，心中无比兴奋。但此时我们10多人已经走散了、各人只好自我照顾了。上车后不说没有找到座位，连站的位置也很困难，我发现火车座位底下有空地，必须赶快抢占，钻进去还可以睡觉！中途出来上厕所，发现货物架上还有空位，赶快换地方，也许中途有人下车，那时候谁占了就是谁的，毕竟货架比座位底下空气好、人也舒服多了。也不知道火车运行多长时间、终于折腾到了北京。下了火车我和同学们又汇合在一起了，可能人多拥挤，只见袁耀松塑料杯子已经挤断掉了，他走起路来只剩下的塑料杯手柄仍绑在小背包上，来回摇晃着十分可笑。
北京火车站旁就有大串联住宿接待站，需要排上好几个小时才轮到我们。我们被安排到中侨委办公室住宿，食宿全免费，每天早餐就是馒头、小米粥、咸菜；中、晚餐是米饭、炒萝卜或大白菜汤。在北京期间，我们天天到北大、清华、北京航空学院、人民大学看大字报这就是我们主要任务。看到有好文章还要抄写下来，晚上与其他同学共享。我们要求会见中侨委领导，也得到满足，林修德副主任与我们座谈并勉励我们。与我们一起参加接见还有几位朝鲜华侨，他们是冒生命危险偷渡到中国，他们讲述着自己悲惨经历，也不知道他们最后结局如何，让人十分同情。
没有过多久，令人终身难忘的幸福时刻到了！我们接到通知毛主席明天接见我们，这是毛主席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
第二天我们早早就赶到东长安街边等待，时间过了好几个小时，突然见到前方人群在涌动，呼喊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近了，我伸长脖子垫起脚尖急迫等待着。说时迟那时快我终于看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乘座敞篷车队从我们路边经过，就离我几米远。毛主席红光满面，他和其他中央领导人都穿绿色军装，向两边学生频频招手。大家都在往前挤，解放军拉起人链防止学生靠近。我也情不自禁的挥舞双手拼命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当时心情无比激动、可以说是热血沸腾了！至今仍记忆犹新、历历在目毛主席接见后我们就返回武汉，回来后大家觉得无所事事，班上同学自发组织瞻仰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当时被写入党章）故居。我们先后参观了毛主席就读过的湖南师范大学岳麓山，游过泳的橘子洲头，到毛主席故居韶山瞻仰，住宿韶山农民家中。晚上我们6名男生（照片之外还有黄林华）睡一大床，盖两床棉被。大家如同罐头中的沙丁鱼，同一方向排列紧贴着身体睡觉，脚一伸直就出床外。李德胜喝水过多半夜起夜，大家好不容易将身体平放睡一会，老李方便后回来已无法再将身体躺入床板了，他头虽然躺下、屁股却还卡在外面，他大叫我的屁股！我的屁股还没有进来！引大家一阵欢笑后只好再还原原来睡姿，才解决老李的屁股落下的问题。回忆这些虽然可笑，但也说明同学间纯洁之友情。
当时韶山流行到商店购物或餐馆进餐都要求背诵毛主席语录。有一次我们去餐馆吃饭，我买了馒头和一碗稀饭，当我将买好的票递进去准备领取食物时，却发生以下尴尬事情：
服务员说：“要斗私。”
我以为问我：“要豆丝。”我说：“要馒头、稀饭。”
服务员再次严肃地说：“要斗私。”
我还是说：“要馒头、稀饭。”
此时服务员已经无法再忍耐了。她板着面孔说：“要斗私、批修！”
我才豁然省悟过来连忙说：“要斗私、批修！要斗私、批修”！说后方能拿到馒头和稀饭。过后我听到服务员与后边顾客的对话，服务员说：“全心全意。”顾客回答：“为人民服务！”原来这里吃饭还要学习毛主席语录。说起徒步到林彪副主席家乡林家大湾，这也算是对我们的一次考验。武汉出发徒步先到葛店、住葛店化工厂，第二天再乘轮渡到团风后徒步到黄冈林家大湾，花了两三天时间。在林家大湾我们仍借宿农民家中，林家大湾环境条件大不如韶山，去参观的人也少。但两位伟人居住环境有一个共同特点，背靠大山、家门口都有池塘，今后谁想发迹当伟人要多考虑房子的风水。我们没有住多久就徒步返回到黄州市参观水电站、再乘轮渡到鄂州市，借住在鄂州钢铁厂。晚上观看该厂演出的样板戏白毛女芭蕾舞剧，胖姑娘饰的白毛女以阿娜多姿但不标准的芭蕾舞姿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在鄂州我们还参观了西山风景区，寺庙道士卖的东坡饼和菊花茶至今仍回味无穷。我们10多人只买了一壶菊花茶来回多次加水，真难为谢集科和那位小道士了。从鄂州徒步回武汉路上，蔡丽梅脚起泡无法再走了，她先乘车回学校。当我们走到九峰山时，学校卡车居然来接我们了，原来是丽梅请求学校派车来接的。我们也体验了一次短途徒步长征。
再后来，我们基本没有参与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了。我们上午游泳、打球，下午和晚上到教室看书、看个人自己喜欢的书，可惜我没有利用这段时间自修高中学业，要不然恢复高考说不定还能考上好点的大学。当我们感到无聊时，有同学提议到洪湖县鱼种场劳动，对方免费提供食宿我们则是无偿劳动，帮助工厂磨粗盐和晒鱼干、收鱼干。我和邓镜鸿是后来才赶去的，鱼种场对我们两位后来者非常关照，特地安排人带我们两人乘小木船进入洪湖深处，水非常清澈，能看清水下湖草和鱼在游动，木船划了好久一段时间才到一小岛，那是鱼种场捕鱼基地所在。船工上岸后让我们两人划上小船去看湖，镜鸿划船我摘莲蓬，小船缓缓划入莲花丛中，莲蓬随手可摘让我欢喜若狂，没有多久时间我们已经采摘了好大一堆莲蓬了。中餐就在小岛上与捕鱼工人一起吃湖鲜、鱼鲜，这是最绿色环保的一餐饭。10多年后我有机会再去洪湖、已经看不到当年的美丽景色了，大面积自然生长的莲花、已被大批鱼网箱所取代。
我们离开鱼种场还到附近的农村劳动，住宿在农民家中，轮流在各户农民家中免费吃饭。农村生活用水就是村前浑浊的小河沟水，农民用装有明矾的竹筒在水中搅拌几下，水就会慢慢变清。我们每天帮助农民干农话，割稻谷、晒稻谷、碾稻谷。为此我学到一些农话技术、也出过洋相，成为日后同学谈话笑料。我想骑上牛背、因为跳跃过猛而越过牛背重重的摔到地上；晒谷场干活前农民教我如何牵牛碾稻谷，发现牛要小便就立即将牛赶出稻场外，牛要拉大便就立即抓把稻草去接牛粪便。正当我认真牵牛在干话时，牛突然站立竖起尾巴眼看要拉屎了，我手忙脚乱在地上抓起很少一把稻草就去接，结果牛屎量过多我无法接得完，弄得满手是牛屎，这些都是日后同学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劳动是欢乐的，那种乡村淳朴的野趣，那劳动中时时爆料的笑声，永远流淌在记忆的河流。劳动是美好的，而政治斗争有时候却是很残酷。
当社会上保守派垮台后，我们又一次当逍遥派，生活也发生了变化。我利用这段空闲时间回一趟家乡——广东澄海。两位姑妈和多位表兄、表姐妹对我这位远方来的亲戚关照有加。家乡粮食长年不够吃，她们吃红薯饭、红薯粥却给我煮白米饭，当我知道后坚决要与他们同甘共苦。家乡人多地少基本没有媒供应，做饭烧的柴火是生产队分配的少量稻草，不够要靠小孩到路边捡树叶和枯树枝。每家分配的一小块自留地种蔬菜，化学肥料很难买得到，天然有机然肥料显得特别宝贵。家家户户没有抽水马桶厕所，表哥在他的房间内长期放着一只大木桶专门盛尿用，小解在房间内,主人房间内充满尿烧味道他们也无所谓。大解则到室外，每家有一口大缸，大缸埋入土只露出10公分的边缘在外面免得雨水灌入。上面放了两块木板供脚踩，中间也斜放一根木板作为降落物体的缓冲，用时要注意对准，否则会被脏水溅到屁股。我刚到家乡时，一大清早惊奇听到街道上有人高声叫喊：卖尿啊！卖尿啊！因为自家缺肥料，要走街串巷叫买。据我表哥说买尿人如果怀疑卖的尿中掺水，他会毫不犹豫用手指粘上后往自己嘴里一舔，味道淡了价格要打折扣。当年家乡没有自来水供应，家家户户用井水。因为井水太过冰冷，傍晚大人和小孩大都在村里池塘洗澡。男人是赤裸裸旁若无人在路边池塘洗澡，离开大路边的池塘，专门用水泥做了一小段围墙，供成年妇女洗澡换衣服。二姑妈村庄离海边只有2公里远，我有时一人徒步去看海非常悠然自得。清澈深蓝的大海上只见几艘渔船在撒网捕鱼，奇怪的是渔夫个个全都赤裸裸没有穿衣服，远远望去有如尊尊会动的古铜人。后来打听才知道，他们每天捕鱼、如衣服经常粘上海水很容易烂掉，那个时候买衣服不但要花钱还需要布票啊！
家乡两派斗争也十分激烈，我亲眼看到有一位乡镇领导人，被当作走资派游街批斗，一路上被打倒的高呼声所伴随。突然有人高呼：摔死他！摔死他！紧接着有一批人也跟随着呼喊：摔死他！摔死他！只见该领导人先是被推倒在地后众人抓起他的四肢、高高抛起后又重重往地下摔，有如众人正用木桩在夯地，没有摔几下当场就毙命了。如此草菅人命、我心中不寒而栗，这触目惊心的一幕我一辈子挥之不去！我内心对这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感到害怕和不可以理喻了。但愿国家不要再出现动乱或所谓的革命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比什么都重要。
家乡住了一个多月后返校。到学校当晚，学校广播站播放革命造反有理歌曲，我猜想情况不妙又有事情发生了。不出所料接着听到广播通知：勒令！勒令！杜式新赶快到二楼司令部！广播重复数次后又再播放革命造反有理歌曲，我按照要求去接受审问。我说：我不是保守派组织领导人，没有做什么事情，前段时间回家乡了。但是他们不相信，非要说出什么内幕不可。在这间办公室还没有审问完，又被叫到另外一间继续审问，我还是这么回答。审问中有人说我不老实交代，多次扇我耳光，有的捉我衣领口作打的姿势，突然被人飞起一脚将我肋骨踢骨折，至今X光检查后仍有结论：陈久性骨折。班主任刘子明老师是一位抗美援朝转业军人，当时被指定搬到学生宿舍接受监管。我回到寝室时、他早已上床睡觉，看到我回来他连忙坐起来，见我双手抱住胸口，他哽咽地小声问我：他们打你了？我只是点点头，没有答话。此时只见刘老师已经热泪盈眶，他眼睁睁看着我什么话也没说。我被打时没有流泪，此时我已经无法再忍耐了，很快脱去衣服静静地躺下、默默的流泪。再过些时候，刘老师肝癌病加重了。我和耀松曾去医院探望过他，他非常高兴握着我们的手，说了些什么话现已忘记了。再没过多少日子他不幸去世了，我和耀松到医院协助纪纲等学校老师处理他的后事，也算是与班主任作最后的道别。人生无常、无可奈何的情绪，席卷着彷徨无助的我。
说来也巧，1981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省侨联工作，有一天，省侨办通知我参加专题研究会，原来侨校有位侨生（正是当年殴打我的同学）因为被工宣队定性为下放农村监督劳动改造。侨校其他学生在1970年至1972年都陆陆续续安排工作，该学生已经下放10多年了还未安排，省侨办为此需要研究是否可以安置。省侨办戴宏副主任先要我介绍该学生情况，说我也是该学校学生，又是同一个国家回国的人情况熟悉。我不计前嫌介绍说：他回国不久就参加文化大革命，当时年龄只有17至18岁，在无政府状况下，难免说一些过头话，但他本质上还是爱国的。同时他比其他侨生下放农村时间长，已受到一定的教育了，应该给予安置。经过讨论后省侨办出函，请该生所在市的侨办，正式向当地政府写专题安置报告，并要求安置在条件好的企业，最终如愿以偿。
1967年毛泽东主席发出指示：学校派军宣队接管。我们每天早上出操，上午要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人民日报社论，晚上有时还要紧急集合行军拉练。有一天晚上行军拉练时，指导员告诉我们，行军拉练中如果发出指令：卧倒！就要选择底凹处卧倒。我班有一位同学和蒙古班另外一位女同学，听得卧倒指令后严格执行军令，就近跳入底凹处——农民的积粪池。过后他们的衣服、鞋子再也无法洗干净了。军宣队在校时间不长，后来据说军宣队执行了错误路线，也就草草撤走了之。
军宣队走后不久工宣队又进驻学校。1968年毛主席又发号召：“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从1966年到1968年底两年多文化大革命，国家经济已经到崩溃边缘，全国这么多学生都没有上课，又无法安排就业，看来学生到农村是唯一出路。学校工宣队组织全校学生认真学习毛主席指示，同学们个个写决心书：我们都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要求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工宣队还宣布：下乡可以自由组合，男女已经谈对象可以照顾在一个生产队，没谈的由工宣队统一安排。一些大龄学生急得象热锅蚂蚁四处寻觅，据说有一位同学一天内连写两份追求信，这个没有追求上、马上换另外的女生。更有决心大者发誓，追求不到她将终身不娶当和尚！当时有的如愿了，有的未能如愿也未见有谁去当和尚，再到后来每个人也都找到理想的另外一半,有情人终成眷属。1968年底武汉华侨补校学生分批下放到天门、黄冈、嘉鱼等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少数学生因为身体原因在城市安排就业。当时我们几个则是情窦未开、懵懵懂懂过日子，由工宣队安排下放在一个生产队。
第四章艰苦磨炼—农村接受再教育
饿其体肤，苦其心志，炼其精神。广阔天地的大课堂，让我们的人生经历的作业写得满满当当。学生积极响应号召下乡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和袁耀松、陈树发、姚鸿明、谢集科、鈡国祯六男生，被安置到黄冈县陶店公社蓬勃大队四小队插队落户，鈡国祯是我们的组长。我们下放的生产队是以种植水稻为主，只有少量小麦和棉花地。刚下放我们面临最大问题就是吃饭问题，每餐每人一小碗米饭外加一碗米汤粥，对于干体力话的年轻人来说显然是很不够。下放不久，生产队给我们分了一小块自留地，种下的蔬菜苗一时也生长不起来，没有蔬菜可吃，因为经费有困难我们无法每天到市场买菜，于是有的农民自发的从自己种的蔬菜中送一些给我们。
刚下放我们干农话是需要从头学起。如扯秧苗、捆秧苗、插秧、割谷、蒿草等。过去虽然也有到农村参加劳动的经历，但是那时农民对我们没有严格要求，能做多少算多少。和以往不同为了完成任务我们必须虚心学习、迎头赶上。每年最忙最累就是农村“双抢”（抢收割早稻和抢种晚稻），我们与农民一样日夜拼命干，从早晨6点多干起到晚上10多鈡收工也从不叫苦叫累。有时晚上在水稻田中扯秧苗或收割水稻，总有好几条蚂蝗爬到小腿上吸血，可是天黑看不见，只能凭手模是否有蚂蝗叮上了。农民告诉我们避开蚂蝗唯一办法就是加快劳动速度，双脚不要停留原地。但是蚂蝗视乎特别关注我们，蚂蝗刚刚扯下不一会又粘上几条，于是边劳动边模小腿，工作进度自然就慢了，被蚂蝗粘上机会必然就多了。有时回到家脱下裤后才发现肚子已经吸满了血、胀得圆圆的蚂蝗仍然粘在腿上。这些大家都习以为常。用脱粒机脱粒稻谷一般安排在晚上进行，夜晚10点多鈡后收工。干话虽然不重，但噪音大、粉尘大又没有口罩防护。脱粒机喂料、扬稻谷去杂物一般是有经验农民干，我们主要是挑草头上梯码堆、捆稻草、挑稻谷等杂话。挑草头上梯要算是技术话、人挑担子上木梯到高处后要顺势用力把一捆草头往上一甩，然后紧紧托住另外一捆稻草保证人在梯上站得平衡，等站在高处的人抓起稻草后、又要立即甩上另外一捆稻草。如果上、下两人配合不好，两捆稻草不能够连贯甩上去让上边人抓到，人可能会从木梯上摔下来。这些农活我们个个都已熟练掌握了。生产队在距离村庄6至7里湖边分到一块地，哪里只能种植小麦或棉花，生产队每年两次派人去干话，对于我来说到到哪里干活有喜也有忧。喜的是午饭能随便吃饱肚子；忧的是小麦收割或棉花採收后，需要从6至7里地远挑回麦草或棉花杆。因为路程太远生产队长要求，每人每次要挑双担（每头二捆共挑四大捆）小麦或棉花杆，有经验的人赶紧找小捆挑，我们不会打捆需要农民帮忙，最后剩余都是大捆留给我们非常吃亏。开始几担我咬紧牙勉强将小麦或棉花杆挑回去了，最后一担实在是挑不动了，只见陈树发和我两人走在最后面，担子在我肩膀上不停地换来换去。按照要求挑小麦途中是不能将担子放下来休息的，这样会让麦粒掉落，而且再重新挑上肩膀又花力气。我有些吃不消了，在中途休息了好几次，而每休息一次后，再挑上肩膀把全身力气都用上了。我最后一个挑回村子已经傍晚了，农民早已到家晚饭也吃过了，我草草吃过晚饭后倒头就睡觉。第二天我实在是起不来了，但是看到大家还是那么积极，我也不甘落后咬牙强撑着。为此得了腰肌劳损疼痛不已，也不敢请假怕误工，村里的赤脚医生给我打了不少穴位止痛针也无济于事，此后落下腰椎间盘突出痛苦折磨了多年。
1969年由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安排我二姐与其他教师，到天津出席建国20周年国庆观礼后，与姚鸿明的父亲不期而遇到生产队来探望我们。她每天给我们做饭、切萝卜、晒萝卜干，偶而也参加一些简单农活。姐姐不知道平时我们炒菜用油非常少，她在农村一周时间几乎用掉我们一个月的用油量。农村这段生活也成为她回到学校后显耀的资本。她写信告诉我，她向同事分享回国所见所闻，还要不断回答大家的提问，那几天她的嗓子嘶哑几乎说不出话了。
注：后排中间为姚鸿明父亲、后排右边为作者二姐与我们合影
每当出现需要外派劳力时必有我们。1969年巴河堤坝出现险情，要求各生产队派人赶往抢险，我们被安排在堤坝上看守。抢险队不分昼夜24小时查看堤坝有无管涌，有一天半夜下着小雨，接到紧急通知堤坝出现溃堤险情，大家立即穿上雨衣带上工具跑了几里路参加抢险，终于在天亮前完成抢险任务。没有过多少天，悲情终发生了，罗田县堤坝溃了，只见洪水暴涨，河面上漂流着各种杂物、木头家具、还有尸体，只见有人乘机划船在河上打捞物品。而我们每天就在堤坝边洗漱，喝的也是河里的水，现在回想起来真有些恶心。
溃堤后当地政府利用冬季农闲，要求全县农民参加兴修水利建设。我们的任务是加高团风区一段堤坝，家到工地往返路程也有20至30公里。晚上就在堤坝附近农民家中打地铺，地上非常潮湿。先铲去地上一表层土后铺上稻草，我们好几人就挤睡哪里。我和耀松两人，将一被单垫另外一被单合盖，白天有好阳光就要抓紧晒，因为垫和被已非常潮湿无法再盖。大家都在天蒙蒙亮出工，有无数人流队伍在挑土上陡坡循环往返，非常辛苦，天气还有些寒冷，没有挑上多久就汗流浃背需要脱掉棉袄了。我们早、中、晚每顿饭定量是7两米饭、外加一碗米汤粥，吃自己带来的咸腌菜。由于劳动量大又没有多少油水，7两饭不是很够吃，如果当餐剩余有米饭，我们会再要上一份饭大家分着吃。每个生产队要完成一段堤坝的加高任务，为了保证堤坝质量，拖拉机不停在堤坝上碾压，有技术员来检查验收、合格签字后方可回家，各个生产队都在加快脚步、加重担子份量拼命干，抢在春节前能够回家过年春节过后天气仍十分寒冷，农村仅有田埂上的刚刚长出的嫩草，无法满足生产队牛吃草的需要，因此派我与另一位农民一起去黄州镇长江堤坝上放牛。早晨天没有亮就出发，据说牛吃含有露水的草最好，如遇上下雨天，穿上蓑衣、带上斗笠牵着几头牛在堤坝上行走特别寒冷。这一情景有如画中曾见过的放牛童。放牛期间，生产队只是给我们发粮食，平时基本上没有发过钱不可能买菜，我们一日三餐吃的都是自带的咸菜，让我领会了什么是“饥寒交迫”。
那时农村供应少量化学肥料碳酸氢铵、含量高的尿素非常紧缺，有钱没有指标也买不到。生产队为了解决肥料不足困难，派我与老农民陈伯伯一起到武汉捡猪粪。我们在汉口唐家墩租住农民的一间破小茅房，猪粪就堆放小茅房边的空地上。捡猪粪看是简单，其实不然，不但要有责任心还要掌握一定要领，这些都是陈伯伯教我的。一天早、中、晚出工三次，天未亮就要出发捡头道猪粪，这是一天中最为主要的收获。只要见到猪在走、人就要紧跟在后，一旦猪停下来翘尾巴就是要拉屎，此时赶紧用畚箕抢上去接，否则别人就接上去了。而猪拉尿一般是边走边拉不用在意。因为我们与另外一个村民关系好，他有时临时回家，他所承包的猪舍让我们去捡几天的猪粪，我心中无比高兴，不必为了完成每天任务而发愁。猪舍有10多头大猪，我要起得更早守护猪舍不让人偷，而去早了猪还没有睡醒，我只能耐心在猪舍内等待寸步不离，至于猪舍内什么味道已无所谓了。只要见有猪起来走动就要提起精神，这就是收获时间到了。捡猪粪期间有时口渴花一分钱在路边买一大碗茶，还有些舍不得，我大多是向路边村民家要水喝，他们都不会拒绝，在大水缸舀上一碗清水送给我，也算是很清甜解渴了。晚上我们睡觉还要特别留意，如果有动静就要立即起来察看。有一天半夜听到外面有声音，开门后发现有人在偷我们猪粪，见我们开门偷粪者拔腿就跑，我飞快跑上去将其逮住。经陈伯伯审问教育后，要求他写检讨和附上生产队名字和地址，没收他的工具就放他走了。我经常在睡眠中梦幻一头大肥猪正在翘尾巴，心中无比欢喜拿着畚箕赶紧过去接。经过多日的积累，猪粪基本够装上一木船，陈伯叫来大卡车，我们两人一铲一铲将猪粪往车上甩，为了多装一些，陈伯要我上车去将猪粪踩结、铲平、填满，经过几个小时努力总算将猪粪装满了一车。我的小腿因为粘猪粪时间过长，如同穿上透明的黄袜子，黄色皮肤10多天无法洗掉。车到了江边码头还要下猪粪并请人帮忙挑上船，经过一天航程小木船到黄州后，全体村民要从码头挑猪粪到生产队来回10多公里。此时我才真正体会到本书上所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们小组即使如此刻苦努力，当时强劳力全天只有10个工分，大约是二角七分钱，我们青年组全天满勤只有8分至8分半，即是二角二分到二角三分。我们6人基本上全年出满勤，一年下来每人大约有100多元账面收入，扣除平日生产队分配的稻草、菜油、黄豆、极少量鱼等物资后，基本无多少现金可兑了。幸亏我们还养了两头猪和几只鸡，生活也得到一些小改善。我们临村的武汉知青，请假过多，一年下来还要倒欠生产队的钱。
感谢生命中带给我们温暖和赋予爱的人们！农村劳动非常辛苦，但是农村年轻人对我们非常热情友好。女青年给我们每人秀一对花布鞋，按照农村习属，女孩子只给自家人和恋人送花布鞋，可惜我们6人与她们缘分未到，未在当地成家。男青年每天晚上都会到我们宿舍聊天，送上他们刚刚炒好的蚕豆、黄豆。我们的自留地种植蔬菜缺乏经验，农民会主动过来指导。我从国外带回来的驱风油，农民头疼、肚子疼、牙疼都会向我要一点，把它当成是治病神药。我们已经融入他们之中。
生产队技术员祝连玉要去相亲，特意要我们陪他一起去住上二夜。女方家在大山之中，家庭条件还算是不错，有一长列平房，内有五至六间大房间。门前有一大片稻场平地，再往前是一大片郁郁葱葱的树林和清澈小溪，环境十分优雅。按照当地习俗男方来的客人进到女方家，每人先送上一大碗面条，上面有二个荷包蛋和几大块五花肉，我们个个饥肠辘辘饱食一顿。后来祝技术员告诉我们，只能吃一点表示意思不能吃完，我们才恍然大悟且也乐得一笑。
那年我国与苏联关系紧张，毛主席提出：深挖洞、广积粮，要准备打战。上级要求每个生产队要日夜不停挖防空洞。生产队安排我们6人深夜挖洞至天亮，半夜大家肚子饿派我回家去煮豆丝。因为天黑灯暗我看不清楚、抓起一大把豆丝就煮，煮熟后送到防空洞大家争抢着吃。突然有人喊：式新，豆丝里面你放了什么东西，为什么咬不动？因为夜晚防空洞内光线差，等我拿到灯下一看，原来是鞋带，不知道是哪位仁兄不小心将鞋带掉进豆丝缸里。虽然豆丝中参有鞋带，每个人还是吃得精光，总比长征时吃皮带强。
记得有一天正是陈树发值班做早饭，因为灶台很暗需要点上煤油灯，树发不小心将煤油灯打翻掉入饭锅，虽然他做了一些处理，但是米饭的煤油味道很重无法咽下。我将煮熟的米饭拿到水塘中清洗后再煮，味道还是无法清除，为了节约粮食大家还是勉强吃下去了。平时吃饭时不小心嚼到小沙子，如果吐掉就少一口饭，我会毫不犹豫不再嚼就将米饭和沙一起吞咽下去。当时农民还愿意将新出白米换有些变质的沤米，认为等量的沤米比新米有“伊食”更加耐饿。
我们小组粮食经常不够吃，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只能吃粗麦麸参入包菜外层粗叶子，稻田中的绿肥草籽叶，粗麦麸难消化吃进去和拉出来的差不多。姚鸿明有时买回面粉炒熟分我一些，肚饿了用开水伴着吃，也可以抵挡一阵子。听说我们附近的黄冈县、新洲县侨校其他学生下放的生产队条件好粮食充足，我们就先后去探访。黄冈县新华公社大都是蒙古学生和缅甸学生、柬埔寨陈玉莲也在其中，他们以种植小麦和棉花为主，蒙古同学擅长赶面，每人吃上一大碗。当我们探望陈玉莲小队后、再探望杨羡桃小队，记得晚餐是用油煮饭招待我们，她们介绍说这是缅甸一种吃法，用生米伴油再煮。这是我听都未听说过、更不用说享受过。吃完饭正打算回去，老天不作美下起大雨。她们调侃说：人不留人、天留人。我们6人合挤两张床凑和睡一晚上，天亮后她们热情地拿出自己牙刷让我们用，大家也顾不上问是谁的，随便拿起就用，还美美吃上一顿早饭后才走。
我们蓬勃四小队知青小组因为大家团结协作、踏实苦干得到生产队农民一致好评，也被评为全县先进知青点。县知青办和对台办还撰写我们的事迹稿件对台湾广播宣传。1970年开始在知青中第一批招聘工人，公社要求各个生产队组织村民讨论推荐，大家怀着紧张心情接受农民评论和推荐。讨论结果上报后，过不久公社通知我和姚鸿明、陈树发三人到黄州体检和接受面试。
我和姚鸿明、陈树发和印尼同学黄明娇、李霭雯、朱玉梅、林丽华、林翠芳分配到县商业局，我们安排当会计，行李已放在商业局大楼，其他归侨学生分配到县机械厂、棉纺厂、玻璃厂。我们几个人找县计划委员会交涉：我们想当工人，不想到商业局工作。计划委员会领导没有办法，于是将我们分配到蕲春县农药厂工作，满足了我们的愿望，从此，我们成为工人阶级队伍的一员，开启新一轮艰苦的人生磨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