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女儿梦
我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小时侯，我爸常对我们姐弟描述他在中国大陆美丽的家乡：屋前潺潺流水的小溪，屋后连绵起伏的绿色茶山……每逢这种时候，童年的我，总会情不自禁地跑到祖父母的箱子里去翻腾，寻出那不多的几张家乡亲人的相片，看了又看。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会坐在屋前空地上，仰望星空，遐想什么时候我也要回中国，去看望我那充满诗意的家乡。
等到读初一年级后，我开始收听祖国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记得有一次，我在收听了一个节目后，给电台的节目组写了信。没想到，不多久，广播电台就给我回了信，还寄来了书和画报。这更加深了我对那遥远祖国的想念，从此思想上有了一种新的愿望：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回去参加祖国的建设。
在我读初三时，有一天爸问我，如果学校要保送你回祖国，你愿意吗？听到这个消息，我高兴极了，当场表示愿意，但是家里大部分人都反对，祖父祖母说，如果我要走，就再也不认我了。妈妈很无奈，一天到晚流眼泪。只是最后，由于有我爸的支持，我与秀吉（我的一个好友）还是在几个月后，搭上了开往中国的光华轮船。想当年，我在船舷边上笑吟吟的望着来送行的亲人，心中充满激动和喜悦，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送我的亲人要流泪？如今身为人母的我，才真正能体会到，儿行千里慈母忧啊！
光华轮一路颠波着驶在茫茫太平洋上，经过十天的暈船，我和同伴们终于抵达了广卅，从此来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一切都是美好的，美好就是一切！经过几天休整后，就要开始分配学校了。广卅的亲人要我留在广州，福建的亲人要我回厦门。但我却认为祖国处处是我家，我是来建设祖国的，一切听从祖国的分配，分到哪里就在那里安家。就这样，我和秀吉来到了武汉华侨补校。
1964年9月份，我被分到了武汉侨校的初三1班。哇噻！原来这里百分之九十的同学都是柬埔寨各华侨学校送来的优等生。我们几个印尼来的侨生，仿佛就成了少数族群。但此后同学们相处融洽，相亲相爱。在生活上班干部及同学关心爱护我，武汉冬天冷，手指脚趾都冻伤，痛得人要哭。在广州分的被子太薄，晚上冷得人无法入睡。金珠同学每天与我共眠，用她的体温暖我冰冷的脚，让我深受感动。还
有一次，我下楼梯不小心，一个踩空崴了脚，足踝肿得厉害，疼痛难忍，同学轮流搀扶，把我扶上扶下。还有一次，不知怎么啦，我例假一月四五次，贫血头晕连走路都困难。忘了是哪位同学，把她珍藏的人参片给我当药吃，后来病终于好了。再有一次，与同学一起到东湖游泳，由于游不动了，就去抱水中的一根水泥柱，没想到那根水泥柱上全是苔藓，滑得根本抱不住，我的身体直往水下沉。就在那惊慌不知所措的关头，不记得当时是鸿明还是蔡义，总之是他们中的一人，把我拉了上来，救了我一命。同学情真是兄弟姐妹情啊！
在初三（1）班或高一（1）班时，我如一颗小草，没有花香，没有树高，默默无闻，学习成绩平平。虽然如此，但我希望努力学习建设祖国的信念，一直激励着自己积极参加班上的各项活动，生活学习不怕苦和累，由于知道入团是进步的标准，我也表示要求进步要求入团。然而我却成了被团组织忽略的一个，并听说要给我最后一个入团。当时我觉得委屈，也觉得自尊心受了伤害，这件事使我至今都不能忘记。当然我的心绪也有快乐阳光的一面：陈丽珍是我的偶像，高一（1）班男子篮球队员们高超的球艺我最崇拜。
我是同学圈中的冻疮三人团的团长，每次冻疮换药时的疼痛难忍的情景至今难忘，只是由于在校时的一群好朋友终日陪伴左右，总算愉快地渡过了学习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组织同学到外省市串联，不知为什么这时我班的班干部居然看重我，派我和洪昌林带二十几个刚从印尼回来的新同学，扛着大小皮箱奔赴北京看大字报，随后又直接从北京乘火车去上海。
然而我们这趟去上海的旅途中正好碰上了震惊全国的上海造反派拦火车事件（后来才知道这就是文革史上有名的“安亭事件”）。我们被困在无法行驶的火车上三天二晚。由于没有足够的座位，大家只有轮换着坐，在那几十个小时中，大家几乎都是站着睡觉也会睡着。火车最后终于到了上海，大家一下車就全都倒头睡在了车站的路边。因为我是领队，既要做表率，还要照顾新同学，搞的我精疲力竭，疲惫不堪，但是也正是通过这次实践锻炼，给我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不久后，文革运动的大辯论在学校开展，我平时就害怕吵架，因而也从来就不参加学校同学间的辩论活动，也没有认真看过一张大字报。
只是到我心中的偶像同学陈丽珍问我，是否愿意参加一个组织时，我才表示了同意。即使在我拿到红袖章以后，我也从来没有去参加过组织的任何活动。
对了，文革初期，我们还进行了一次徒步长征——到革命老区洪湖去大串联。师俄扛着红旗走在我们的队伍的前面，队伍中间有丽珍、贞华、修环、文惠、翠兰和我，走在最后的是昌林，他拿着一根带铁的木棍压后，神气十足的说是要“保护女生”……在洪湖，我们遇到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他们声称是来洪湖闹革命。后来师俄、昌林、文惠回南方去了，我们几个女生留在洪湖，每天帮这些大学生们贴大字报，我感觉我自己也参加了革命。
在洪湖的日子我很开心。白天贴大字报，中午到鱼场看杀鱼，吃鱼仔饭。晚上到搬运工人处开会，倾听工人们的心声，向工人学习。下雪天时，还与那些大学生的大哥们打雪仗，觉得生活好有意义。
大约一个月后，我们返回学校。一看学校还是乱哄哄的样子，我就和秀吉、萍玉商量准备回我们的福建老家一趟。1967年7月20号这一天，我们三人很早就起来去火車站，却怎么也等不到公共汽車，三人只好一路步行去，谁知走到湖北大学门前，碰到了十几辆的手持长矛、头带柳条帽的武装示威游行队伍，街上突然发生了混乱，我们三人也被人群冲散，惊慌中，我躲进了路边的一户居民家。那户人家对我很好，不但留我避开了街上的混乱，还热情的留我吃饭，并联系到一辆载有棺材的汽車，顺路带我返回华侨补校。记得当年我并不害怕那口棺材和里面的死人，让我真正害怕的，是那些在运动中变得凶神恶煞的前来盘查我的人。多年后，我们才意识到，我们在无意中成了一个历史事件的见证人，那一天我们遇到的就是武汉“七二〇”事件的一个场面。
回校后，一切又归于平静，几天后，我们仨再次从学校出发，终于成功踏上了回福建老家的火车，这一次，虽说一路也经历了坎坷，但总算如愿看到了自己魂牵梦绕的老家。然而也正是在这次亲眼看到了老家亲人的真实生活情况后，我才体会到我祖父母为什么不让我回祖国。他们说过，家乡人吃的是很稀的米汤水，而且不但饭吃不饱，还经常有匪患。我在家乡，虽然没有看到匪患，但吃的也还是和我祖父母告诉我的情况差不多。家乡的亲人们为了招待我，常常把稀饭的米捞出来，让我能吃干饭。我很感动，这就是亲情啊。
1968年底，全国知识青年到农村、到边疆、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学校开始动员同学下农村。对艰苦，我是不怕的，回想起我刚到侨校就曾投入过学校的筑路工程，那时17岁的我，每天挑土，肩压肿了，手磨出血，但我的心是快乐的，并写信给爸说：“我参加了祖国建设！”，爸回信也鼓舞我好好干。
我下乡到天门，同组的同学还有春华、玖珠、丽珍和秀吉。回国后，秀吉就如小妹跟随姐一样，一直没有和我分开过。这次下农村，命运又让我们走到了一起。每逢遇到生活中的大事，我们总能在一起商量。
记得下乡的第一个晚上，我们睡在棉籽上，第二天才分到队里。我们被分到了条件较好的七小队的仓库住。我在打扫卫生时，无意中把放有毒鼠药的米倒到了门外，结果队里的十几只鸡当天就被毒死了，当时我真是后悔万分，而队里的老乡们并没有怪我，反而来安慰我。
这件事使我意识到生活中处处要学的东西还很多。到农村割谷子，我最怕蚂蝗和蚯蚓，爸写信来安慰我，鼓励我说，别的同学不怕你也不用怕。正是父亲多年来的这些点点滴滴的积极乐观的精神鼓励，使我逐渐树立起正确对待苦与乐的人生价值观……
我们这一组有一位能管家的春华大姐，她把大家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全组的柴米油盐都由她统管，米、菜总是有节余。丽珍为组长，我们的分工由她负责，我们知青点就是一个温馨的小家。队里的干部对我们也十分关心，还专门派了五位大妈带着我们五位知青种棉花实验田。
开始的新鲜感过后，艰苦的劳动开始了对我们的考验。有一次，我被分配去施肥。这个工作是要用手把粪便和土块捏碎混合后，再一把把撒到庄稼田里。这对当时的我实在是一个极大的心理挑战。我最后是咬着牙，在心里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争取胜利”才伸出了自己的手。干完活后，我用肥皂把手洗了四遍，心里还是毛毛的。
有一次下雪天，凸凹不平的路面结着冰，结果我挑水摔了一跤，弄得全身都透湿了。以后只要是碰到挑粪施肥，我总是胆战心惊。我们的住地离县城有两个小时的步行路程。那个时代的治安情况好，每次我去县城开会，都是一个人清早6点上路，尽管如此，我每次都是边走边数路边的石牌，计算还剩多少里。
还有一次，队长专门买了小猪给我们养，谁知小猪刚放下，一下就冲到田里去了，于是队长、会计和村里的年轻人全体出动抓小猪，场面非常壮观，大家乐得开怀大笑。苦中作乐，这就是锻炼，这就是生活。
有一次碰上队里干部要我们写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体会，由于我平时就喜欢写劳动心得笔记，我的稿子很快就交了上去，谁知队里把我的稿子推荐到了公社，以后公社又把我推荐去知识青年大会演讲。就这样，我的演讲一步一步，从队里讲到了公社，又从公社讲到了区，从区里讲到县里后，又被推荐到地区级的活学活用的大会去演讲。我在印尼上学时，就曾参加过学校的演讲比赛，声情并茂的演讲常常吸引听众。正是通过这层层推举的巡回演讲，此后，我开始在天门小有名气，许多知识青年都认识了我。
在天门插队时，大家的劳动是用工分衡量的。多劳多得，劳动多工分就高。如果光谈干农活，我的工分肯定会比大家少，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由于我怕蚂蝗，总是一边插秧，一边看脚，工作效率差。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的工分比大多数在家的同学都要多，这是因为我经常在外面开会，开会风雨无阻还记工分，而在家劳动的同学，会因为雨天不能出工，就没有工分。招工开始后，第一、二批招工，都没有我，许多知青来信，问我是不是要扎根农村，我总是回信说，听从祖国召唤。以后武汉协和医院来招工，我被选中了。大家都为我高兴。兴奋的同时，我也为就要离开朝夕相处的同学而难过。
在县城集中时，管知青的干部对我说，本来我是会被第一批招工的一个单位招走的，只是他们考虑到，那个单位是一个县城单位，不是回武汉，因为我没父母在身边，于是他们就代我做主，没有让我去那个单位。结果现在阴差阳错，我不但有了回武汉的机会，而且是去一个大医院工作。这次招工，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人们常说，人生旅途要有贵人相助，我常想，我在天门遇到的这几位主管知青的干部，就是我人生中的贵人。当然归根结底，应该说，是从小父母默化潜移的影响，培养了我的一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我在天门的插队劳动，给了我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而正是那一场场的知青讲用会，使我脱颖而出，进入到知青干部的视线，是他们的关注和照顾，给了我一个本来会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在协和医院的三批招进来的知青中，我是第一批被招到协和医院的，由于我平时积极的工作表现，随着第二批和第三批新同事的到来，我被院领导指定为基干民兵连长。记得有一回，连里有人不見了钱，情况反映到我这里，我当时想，当领导要关心群众，大家来自五湖四海，要互相帮助，于是我就把自己一个月18元的工资和两套衣服给了她，当事人十分感动，只是我自己的开支捉襟见肘，生活上紧张了好一阵子。
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我被分配到外科病房当护士，当时我精力充沛，求知心切，对任何事情都充满好奇。每天早上跑步三千米后，还要打上一阵子篮球，然后才穿上我的白色回力鞋，精神焕发的到病房上班。有的病人家属说，这位小护士真精神。我自己认为，我干的工作就是救死扶伤，因此对每项工作都精益求精，力争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最好。由于我处处注意严格要求自己，渐渐也赢得了大家的信任。科里的医生们常常说，只要小林在，我们就放心了。到医院后不久，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当时有人提名让我去，然而到最后，还是因为我的华侨身份，没有选上我。最后派了一个雇农出生、才读过一年初中的新工人去了。唯成份论影响了我的前程，使我常常感叹命运不如人。
我努力工作和认真服务的态度，深得病人和周围医护人员一致的好评。终于得到了院领导的重视，在院里决定要组建协和医院神经外科时，院领导决定选派我到北京宣武医院进修神经外科护理。同事们都惊讶的对我说，派护士去北京进修，在协和医院的历史上，你这还是头一个。半年进修回来，我协助同去北京学习的朱教授、刘教授建起了协和医院自己的脑外科病房，并接待了省内许多医院同行来培训和学习。
新建的协和医院神经外科很快就开始了颅内动脉瘤的手术，由于手术危险大，术后观察护理更是要求严密。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我被提升为护士长。当护士长需要到每个病房流转，平时更要随叫随到，常常是24小时和同事们一道工作。在病区管理中，我以身作则，任人为贤，得到同事们的尊重，大家都积极配合我的工作，使得我们服务病人的工作更加周全，由于这种种一切的努力，我们的病区多次被评为先进科室，我也由此被多次评为先进个人。
1985年我入党了，从此就更加严格要求自己，立志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加出色。我先后两次被评为武汉市十佳护士，三次被评为武汉市优秀护士。工作很辛苦，但是我总是本着自己的爱心、责任心和一份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的同情心，去做好身边的每一件事。
协和医院是教学医院，为了配合医生开展新业务，我们护理人员都要参于院里的医疗、教学、科研工作。每个学期，我要给护校的学生上10个学时的大课。在病房中，也需给进修护士讲课。除了常规的医疗护理工作之外，还要参加到农村巡回医疗和到老人院的义诊。每年需要撰写论文，参加会议交流，提高新业务水平。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曾担任过武汉外科护理学会付主任委员以及全国骨科护理学会理事。
我的爱情和家庭的建立并非一帆风顺。我的初恋男友是我1967年第一次回福建老家探亲时，由老家的乡亲介绍的。那一次回家乡的途中，由于水土不服，我全身突发荨麻疹。在到镇医院就诊时，认识了当地的一位名中医，老医生开始以为我是厦门大学来搞革命的，后多方打听才知我的来历。他的侄子恰巧当时也回乡探亲，就这样，在家乡长辈们的介绍下，我们认识了。他是从新加坡回国的侨生，当时是广卅暨南大学的学生。相同的经历和命运让我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我们相恋了。家乡的青山绿水和甜蜜的初恋让我们暂时忘记了外面世界的险恶。在亲人的見证下，我们曾一起栽下一株桃树的幼苗，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日子。
几个月后，难以捉摸的文革运动迫使我们又不得不回到各自的学校。回校后，文革运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日子更不平静，天天提心吊胆，于是我和我的同学又到广州的亲戚家避难，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个能和他相聚的机会。这一次，我俩又一同回了一趟福建的老家。在老家亲人们的照顾下，我们度过了一段人生中无忧无虑的日子，上一次共同种下的桃树，现在已经开了花，我们沉浸在爱情的喜悦之中。
回校后不久，我下农村，他去农场，从此我们只有书信往来了。以后他先分配了工作，我是到一年半后才被招工到协和医院。就在我到协和医院工作后，他来武汉看我，因为协和医院有军宣队，我怕他的出现会影响我在协和医院的表现，因而他才在武汉呆了一天，我就催他回了广州。以后医院培养我到北京宣武医院进修神经外科护理专业，我在北京学习期间，他的姑妈特地从新加坡到北京找我，说一切都准备好了，不能再拖了，希望我学完回去就结婚。当时我不愿意，因为医院正在重用我，派我去学习就是希望我学成回去帮助筹建神经外科科室，我不能辜负领导的培养。虽然他对我很好，但当时的我，把自己的事业和工作放在个人的生活的考虑之上，时代弄人，这也是那个年代人的非常实际的想法。家乡的桃树，最终还是没有结果。他怨我，我也觉得有愧于他，我们有缘无份，最终还是未能走到一起。
刚到医院不久，我也不乏有众多追求者及同事们的热心介绍，由于我事实上有男朋友，所有的好意我都一一拒绝。直到我的男朋友最终成了“前男友”，我开始接触的对象才渐渐多了起来。一天，病房收进一位因工伤事故送来的青年工人，经医院紧急抢救和悉心照护，伤员的病情逐渐稳定，而在此期间，我认识了这位病人的全家。这是一个生活在武汉的浙江籍工人大家庭。开始是来陪伴伤员的弟弟，每晚在我值班时都会借书给我看，成了我的书友，后来是伤员的父母一定要请我到他们家中去做客，这样我又认识了这位伤员的大哥，也就是我后来的先生。我的这位“他”，是一个学机械专业的大专毕业生，当时分配在武汉的一所机械厂工作。通过接触，我感觉到我未来先生的本份和上进心，加上他们全家人对我的热情和亲切，使我这个少小离家的游子，感受到一种家的温暖。应该说，当年的我，也一直有找一个工人家庭出身的对象以冲淡我华侨身份的考虑，就这样，通过一段时间的来往，我们结婚建立了家庭。同学们都祝福我们！婚后我们很快就有了两位漂亮女儿。生活一天天在平淡和温馨中度过。
在我4O岁那年，医院选送我到省职工医学院上护理系大专。这也园了我一生的大学梦。在学校里，我是班上年龄最大的，是班长，也是班上成绩最好的。我的大学老师问我，你年龄大，家庭有困难，可成绩却总是那么好，你是怎样做到的？其实这里没有秘密，“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深知作为一名护士长，医院派我脱产去学习是多么不容易。对我而言，学习深造，既是重托也是责任。那几年里，我从没悠闲过，没有过过一个星期天，一天到晚不是看书就是温课。我的家庭为我也付出许多。回想我上大学的那几年，我的先生老施经常出差不在家，两个正在上初中的女儿常常没有人照顾，很小就得学习独立生活……。当我学成回院后，各科室都要我去当管理者，但我还是回了外科，因为我实在舍不得离开我的同事和我的病友们。
2002年我退休了，本以为从此可以放松心情，享受我的退休生活，也开始计划去周游旅行。谁知刚休息两个月就接到天门华仁医院的电活，一定要聘任我当华仁医院的副院长。这是一个私人开办的医院，一切都还在筹备之中，就连医院的房子都还没有改造好。过去我曾在协和与教授们一起筹建过脑外科室，但当时的国企有许多便利条件。我当时心中很为难，但筹建医院的老板非常信任地说，你一定能行。我感觉这是对我人生的一个挑战，也跃跃欲试想通过一个环境艰苦的地方来挑战自己的极限，实現自我价值。就这样，我接下了这份工作，离开家人、离开熟悉的环境，去到了天门工作。
不像在熟悉的协和医院，陌生的环境里使人感到孤单，工作任务重，需要尽快把我所学的知识、以及过去的工作经验都用上。我每天穿梭于在建的手术室与病房间，成天忙碌着招聘专业人员、买设备和制定医院的规章制度。老板高兴的说，你干得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
我这一干就是两年，自己对自己的工作也很满意，可不是，只要我决定要干的事，我就一定能做好！由于离家较远，孩子们有急事难照顾，干了两年后，我考虑再三还是辞职回武汉了。但过了半年，医院又来请我，说是只有你在，工作才能按规章进行，医院的检查才能达标。无奈下，我只得又去工作了一年。最后，孩子们全都反对我再外出工作。我也意识到，和亲人在一起才是人生最宝贵的价值，家庭最重要!终于我毅然辞去了我的副院长的工作。
如今我和家人朝夕相处，当下家中最重要的项目就是要帮助我大女儿的儿子实现去英国上大学的计划，我和我先生的家就是他们的后勤部，全家都在为年青人的前途加油。每天我还要通过信息时代的通讯手段，和我那些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侨校老同学们，那些人生中共度过风雨岁月的老朋友们，那些远在印度尼西亚的弟弟妹妹和亲人们，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近来我还学会了用“微信”聊天。友谊是人生最快乐的事情，友谊使人青春常驻。我要天天保持心态年轻，乐观用心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在我六十八年的人生中，生活对我很眷顾，也许是本人开朗的性格使然，我一路都有贵人相助。三十多年的医务工作，使我深深爱上它。是协和医院培养了我，我事业有成，家庭幸福，儿女孝顺，子孙聪明，我感到很满足。我很感激我爸支持我回到祖国，使我能在一个正在走向盛世繁荣的安定社会中成长。我很感恩伟大祖国把我搂在怀抱，使我这个海外的游子感到温暖。
尾声
读着我的故事，刚上高中的外孙不解地问：“外婆，今天的中学生做梦都想留学，你当年人在南洋，为什么反而回国做中国梦呢?”,望着外孙稚气的神情，我一时语塞。我熟悉今天的年轻人，想搜索一句简单的话回答他，我想了想说，我有中国梦，是因为我和我的父亲都有一颗中国心啊!想到这里，我感觉，我需要告诉我的下一代和下一代的下一代更多关于我的华侨父亲和他们的华侨先辈们的故事。我的祖籍是福建安溪县，古称清溪，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隶属泉州市。全县有24个乡镇460个村居，以茶业闻名全中国，号称中国茶都。我爸1920年出生，民国初年的福建，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祖父母也随着家乡下南洋的潮流，带着刚满七岁的父亲，飘洋过海来到印尼苏门答腊島北部的城市——民礼市谋生。祖父做面条生意，开了当地唯一的一家手工制面条的作坊，有十几个工人，由于生意不错，家境渐渐好起来，祖父因而有条件供父亲在当地的华侨学校读书，直到高中毕业。三十年代，祖父母还特地带着十几岁的爸回过福建老家探亲，所以我爸对家乡有深刻的印象。太平洋战争开始后，日本人侵占了印尼群島。父亲和同学参加了当地的一个抗日组织，抗日青年团。爸回忆说，有一次，就在他和他的同志们一起进行抗日宣传时，碰上日軍出来抓人，抓到的人全都被杀死了，爸侥幸逃脱魔爪，活了下来。1945年爸成了家，1947年，东南亚出现动乱，印尼也经历了战乱中的飞机轰炸。全家人躲在祖父做面用的那张又大又厚的案板下，整整5天，我就是在案板下出生的，所以爸特别疼爱我。
日本投降后，爸当了一名教师。祖父本来希望父亲能继承制作面条的家业，可他天性不喜欢做生意，喜欢历史文化和社会活动，往来朋友也非常多。他还特别爱好体育运动，羽毛球打的非常好，家里光他得到的羽毛球奖杯就有8个，此外他还喜欢游泳，擅长打篮球。
我的母亲是在印尼出生的第二代华人，她的父母也都是福建安溪人，她本人还是我祖母娘家的亲戚。因祖父母只有爸一个独子，母亲就为这个家生育了14个孩子，她一生勤恳、任劳、忘我。我爱我的母亲，但从情感上来讲，我和爸更亲。他有文化，有热血，有修养，有品位，又是一位和蔼可亲的父亲！
我的童年是幸福快乐的。在我小时候，父亲会常常给我们讲福建家乡的故事，还把我们福建祖屋的名称编成顺口溜让我们背诵，总是语重心长的说，你们一定要把“福建安溪西坪圩祖内”这句话记熟，将来回中国，就凭这一句，你们就可以找到自己家乡的亲人和祖居。也许这就是我爸要我们不忘祖根的方法吧，它使得我们从小就对遥远美丽的家乡有着无穷的思念和崇敬。爸在我们耳边常说的两句话就是：不做自私人，不做懒骨头。五十年代，他为新中国的成立欢欣鼓舞，还在家里给我们讲抗美援朝时志愿军在上甘岭的故事。引得我们这些听故事的孩子，也喊要打倒美帝。他也常常鼓励我们收听中国的歌曲，看中国来的电影。我们都非常喜欢越剧歌舞《采茶舞》中动听的乐曲，孩子们模仿着电影里的动作，自编自唱，有模有样在家跳起“采茶扑蝶”的片断，逗得大人们哈哈大笑。大约在我读初中时，爸不教书了，改到当地华侨的中华会馆工作，处理华侨要解决的事务，这是一个经常要和中国领事馆有往来的机构。1966年初，印尼发生政变，掀起了反共排华浪潮，许多进步人士惨遭杀害，我的一个表叔也被杀死。我爸因在华侨会馆工作，也被通缉，军政府到我家抓人，只因爸不在家，才逃过了厄运。从此之后，爸失业没了工作。不久后，祖父母也相继过世，一家大小的生活陷入了困境。生活的担子落到了还未成年的弟弟身上。为了生存下去，全家人卖掉了家中的一切，搬到了印尼的首都雅加达，一家人从零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地在大城市里拼搏至今。
1966年起，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在印尼的全家也在动荡、逃难和艰难的生活中挣扎，我与爸完全不能通信。不过，他们对我是放心的。他们相信，无论如何，我还有故乡亲人的照顾。
1987年爸和舅决定要回中国来看我，由于当时的印尼和中国的关系紧张，印尼的华人还面临着各种迫害和限制，他们是靠中转香港，间接来到中国的。那一次，他是多么激动啊，因为这是我们父女二十三年后的第一次会面。在我们的长谈中，我感觉得出，他为文革后的中国正在回归理性而倍感欣慰。他也预感一个海外游子曾久久盼望的盛世中国正在来临。我们回了故乡，游了北京，后来，妈妈也来了。她曾因为我的背井离乡伤心落泪，担心再也见不到她回国的女儿，随着我们母女的见面，一个母亲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
此后，爸带领弟妹及妹夫一行十二人到家乡认祖，我们一家也去了，一个星期的寻亲认亲和祭祖，了却了爸多年的心愿！爸是多么热爱故土和祖国啊。他也像所有的海外华侨一样，时刻都在盼望自己的祖国成为一个和平、安定、富强的国家。
自从1987年之后，他一共回国了六次。总是说，我的大女儿是最幸福的。我也想念他们，常常挂念着在印尼亲人们的生活。我先后五次独自或与全家人一起回过印尼。只有中国富强了，人民才能安居乐业。
如今我的父母都已经离开了我们。每当看着二十多年前他们海外归来时全家相聚的照片，我总会热泪盈眶。“芳草有情，夕阳无语”。他们走了，什么都没有留下，只有他们那片对于祖国和中华民族的深情，还在我的心里和思绪中流淌。
附件一：八十年代武汉《楚天都市报》上发表的一段关于归侨林碧莲的报道。
附件二：九十年代出版的《中华当代名人典》上关于“林碧莲”的一个条目。
